编辑按语：

近日，深圳市山东商会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深圳市山东商会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自主创新之争

梅永红

（2021年11月9日）

从2003年到2006年，长达三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制定过程，历时时间之长，参与人员之多，涉及问题之广，讨论程度之激烈，堪称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时任总理温家宝亲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作为当时的科技部调研室主任，有幸亲身经历了全过程，与众多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一起共商国事，煮酒论道，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激动不已。那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富有激情和成就感的岁月！

自主创新这个命题从规划刚刚启动时就提了出来，之后一直争议不断，是整个规划过程中争议最多最大的问题，而且吸引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毫不夸张地说，最初主张自主创新的人是绝对少数派，可能不到1/10。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我们有没有能力从长期的引进为主转向自主创新？第二，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有没有矛盾？

记得2003年秋冬，参与规划前期战略研究的数百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昌平的国家会计学院，围绕许多重大战略问题展开了为期近两个月的交流讨论。我主要参加总体战略研究小组的讨论，最大的感受是大家都怀有强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无论个人观点如何，都期望通过这一规划为中国科技事业把脉助力，开创新的科技春天。总体战略研究组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规划的指导方针，也就是中国科技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和路径，其中涉及的焦点是对自主创新内涵的理解。

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自主创新就是一切自己干，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在许多领域还存在很大差距，选择自主创新就是选择落后；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遵从产业技术梯度转移，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是最好的中国道路。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不赞成自主创新，一位领导为此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再固执己见了”。

如果站在某个具体的角度来看，这些观点都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我坚持认为，站在全局的角度，尤其是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科技发展紧迫需求以及国际竞争发展态势的角度，自主创新最能反映中国科技应当长期坚持的路线。因此，我自始至终都是自主创新的坚定鼓吹者、捍卫者和信奉者，曾被媒体称为“自主创新的代言人”。2006年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了我的文章《自主创新与国家利益》，系统反映了我对自主创新的基本看法，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能力关乎国家命运。技术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而是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我在文章中强调，各国发展实践反复证明，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早在198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就曾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等系列报告，认为在过去50多年里，技术是为美国带来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落的十年”后，更加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意义，明确提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旨在凭借强大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升并强化国家竞争力。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垄断，从中牟取大量超额利润。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挤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利用技术优势掌握和控制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资源，也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重要策略。比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正在全面实施太空控制战略，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也都进行了重点部署。美国人强调，“我们在太空有着巨大的优势。太空孕育的商机有多大，我们在太空的国家利益就有多大，我们在太空的军事力量就应该有多大”。在海洋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蓝色圈地运动”正在占海洋面积2/3的深海领域悄悄地展开，科技上的领先将会直接导致发达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在生物领域，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生物资源的抢夺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生命专利圈地”。

第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通过核心技术赢得先机和竞争优势，并且限制后来者的技术跟进，这是国际竞争中的常识。那些幻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观点，既无现实支撑，也缺乏基本逻辑。我在文章中指出，冷战时期，美国等17个西方国家通过“巴统协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32个国家又订立了新的“瓦森纳协议”，继续限制并且不断强化所谓敏感技术的出口。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在核心技术领域，一个伟大而自尊的民族决不能幻想别人的恩赐！

印度曾经担任总理首席科学顾问的现任总统卡拉姆强调：“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技术永远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哪个国爱会为别国去搞技术开发”。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特定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帮我们解决自身面临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比如，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耕地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淡水资源只有1/4，石油资源只有1/17，天然气资源只有1/13，相对充裕的煤炭资源也只占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2%。面对这种基本国情，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注定难以为继，我们将何以走向未来？我国人口众多，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上百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上亿的肝炎病毒感染者、数百万的开放性肺结核病人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面对人民的期待，我们能够把希望寄托于他人吗？ 

创新能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早在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经济之奇迹》的文章，对东南亚经济提出了警告，明确指出东南亚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是建立在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扩张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一片繁荣，被学术界称之为“东亚奇迹”，许多人因此都对克鲁格曼的警告不以为然。不幸的是，仅仅三年之后危机就爆发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他们的经济动力基本上都不是内生的，而是选择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包括资本依赖、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

第三，技术不等于技术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引进大量的工业装备和生产加工技术。许多同志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降低了技术开发风险，而且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和规模，一举两得，也就是所谓后发优势。但是，不少同志在概念上产生了混淆，将引进技术等同于开发、设计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事实上，引进的技术只是技术物化的产品，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本身。综观世界，任何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都是内生的，其中所包含的缄默知识，必须基于有组织的学习吸收和研究开发活动而逐步形成。我将这种活动称之为“寂寞的长跑”，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如果只是一味地引进，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无以自拔，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轨迹就是典型案例。

在这一方面，韩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本来在技术引进上比我国更有优势，能够引进很多关键和敏感技术，却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技术引进上，而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我在文章中引用一组数据：2002年我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经费投入比例是1：0.08，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一块钱引进技术，只花8分钱做消化吸收；而韩国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个比例是1：5-8，用超过我们100倍甚至几百倍的代价进行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志，体现了在技术上有所作为、超越他人的勇气。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举了欧洲的例子。1967年欧洲启动了空中客车计划，当时美国已经有波音和麦道，便极力劝阻欧洲放弃空车客车计划。但是，英、德、法、西班牙四国政府下定决心，历时25年，先后投入250亿美元完成了这项巨大工程。欧洲实施伽利略计划（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时，美国也曾经极力阻挠，但欧盟始终不为所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如果不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就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欧洲。一个本来可以按照商业思维实行“拿来主义”的欧洲都不愿意选择依附于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躺在别人身上呢？

有的同志担心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存在矛盾，我对此不能认同。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创新，而是强调技术进步的路径要从引进为主转向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从来不排斥技术引进，更不可能否定对外开放，而是力图在开放条件下，尽快实现从低端锁定到高端参与、从被动跟进到平行交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深刻转型。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更加主动地利用对外开放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合作，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博弈，是“珍珠换玛瑙”的公平交易，而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廉价施舍。

我在文章最后写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不是取决于它所蓄积财富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他说：“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在力量上超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竞争态势的确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没有了明火执仗的攻城掠地，没有了腥风血雨的刀光剑影，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来就没有丝毫的减弱。相反的，在全球化条件下，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权重显著下降，而基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的较量更加激烈。在技术上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往往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利益博弈的主导权。在技术上无所作为、亦步亦趋，将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少一点短视与功利，多一些远见与坚韧，这是所有成功国家秉持不二的法则，也是我国近代兴衰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28.7%，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却无法避免八国联军野蛮入侵的屈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中国的1/3，甲午之败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至为惨痛的一页。今天，中国的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篇章，那个曾经长期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压力和挑战。自主创新之路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没有这个能力，不能积累起丰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我们就无法走向未来，赢得未来。

通俗地说，我国之所以要自主创新，一是因为买不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没有任何国家和企业愿意向潜在的竞争者让渡核心利益；二是因为买不起，没有技术能力就无法实现公平的博弈，在技术转移中我们往往付出超额的代价；三是因为不能永远买下去，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和地缘政治利益，我们必须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不仅是科技战略，更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之路。

2006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在长期争论中确立的自主创新方针，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这个规划不是单纯就科技论科技，而是在经济、社会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时代背景下，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和前瞻科技发展趋势的历史尺度下，为我国科技发展绘就的一幅全景蓝图。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而科技则成为所有挑战的焦点和命脉。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阶段，幸有国家15年前的谋篇布局，为今天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基础。面向未来，我们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创新，把核心能力搞上去，把卡脖子问题攻下来，舍此没有任何退路可言。

在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中，还有许多重大战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对于自主创新方针能否有效落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比较关注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问题；二是重大科技专项问题；三是配套政策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回答谁来创新，创新什么，以及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在规划过程中，这些问题都通过战略研究专题开展深入的研讨，有些问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科技和经济脱节，有人称之为“两张皮”：大学和科研院所轰轰烈烈地搞研究，企业轰轰烈烈地引进技术，如同两条从未相交的平行线。这种格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国家把大量优质的创新资源集中于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只是作为简单的生产主体而存在，创新活动普遍被边缘化。因此，许多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企业应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中国现实国情做不到，还是要强调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地位。

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我们做了一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仅为25%，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56%；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也仅为0.71%；90%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中关村1.7万家高科技企业中，申请专利的企业也只有一成左右。这本流水帐大致反映了中国企业当年的现状，也对如何落实自主创新战略提出一个体制性难题。

但是，技术研发与应用毕竟是两码事。笼统而言，如果说技术研发更多的是关注理论问题、概念问题、点的问题，那么技术应用则必须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问题，上下游产业链衔接问题，要素配套问题，成本问题，客户认可度问题，商业模式问题，可持续性问题等。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应用，可以说是技术体系的再创造过程，这是传统经院式研发很难实现了的。因此，技术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强调，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或服务创新、供应来源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创新的实质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将发明应用到市场，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全过程。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认为打破静态经济的创新风暴或“创造性毁灭”，其力量的承载者只能是企业家。

因此，对于谁是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核心不是现实情形是什么，而是规律和方向是什么。如果继续延用科学家代替企业家，技术研发代替产品应用的线性模式，我们能够造就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吗？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经院研发的价值，那是创造新思想、新知识的源泉，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摇蓝，但由企业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无可替代。美国的通用、微软，德国的大众、西门子，法国的雷诺、阿尔斯通，日本的丰田、索尼，韩国的现代、三星，都是这些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载体和标志。中国只有让这种形态的企业不断孕育和发展起来，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才能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

这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需要在思想认知、结构与功能、资源配置方式、政策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与优化。直到今天，这场改革还远未到位，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产业中的问题简单归因于科技研发，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大院大所和大牌科学家。最近各地在种业方面的行动似乎就是如此，本来是产业问题，涉及的症结不仅包括品种，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耕地集约化程度、市场分割、产业集中度、产学研结合模式等诸多问题，但许多地方还是固执地将重点放在科研上，组织各种资源砸向品种研发。以我对这一领域的了解，其实我们欠缺的主要不是品种，甚至不是人才和钱，而是规范的市场化运行。由此推及到其它产业体系也是如此，不解决体制性问题，不从根本上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无论投多少钱进去也是无底洞。

关于重大科技专项问题。我国科技能力还比较有限，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面面俱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在有限条件下实现重点突破的基本路径，也是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成功经验。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突破”指导方针，归根结底就是希望集中力量，攻克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技术问题。我相信这是规划16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基本出发点，包括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重大新药创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选育、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基本涵盖了各领域重大而紧迫的“卡脖子”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体现在科技界内部。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不是规划出来的，更不是靠人海战术堆出来的。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不应当急功近利，依靠行政手段寻求突破。美国《自然》杂志为此发行了一部专刊，刊载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饶毅教授等几位学者的多篇文章，对于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提出了尖锐批评，其中也对由政府组织重大科技工程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与饶毅教授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对他的学术水平、敬业精神以及报国之志十分钦佩，对中国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比如院士制度、评价制度等。作为一名学者，能够勤于思考科技发展的方向性、规律性问题，尤其是对现行的科技体制和政府管理提出批评，确实需要一份超越世俗的勇气和担当。但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在组织实施若干重大科技专项上，我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

纵观近现代历史，在科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比比皆是，最成功的当属美国。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科技工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美国以举国之力乃至联合盟友之力完成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高峰时，有2万家公司、200多所大学、80多个研究机构、30万人参与，历时11年，不仅确立了美国航天第一大国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从材料到通信控制等多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也不例外，空客计划、伽利略计划、核聚变计划等，都是欧洲多国协调合作推进的重大科技工程。韩国科技起步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基础薄弱，但在汽车、造船、微电子等领域迅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地位，究其原因也在于强力的政府组织和全国协作。中国科技走到今天，在“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载人航天、3G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实践证明，科技“举国体制”是世界各国在关键领域攻关、加速提升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通常路径。

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是要求违背科学规律，而是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和集成到焦点问题上，最大程度地体现跨学科合作和产学研贯通。今天，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越来越逼近极限，宇观、微观世界的复杂现象和规律已很难在传统经院相对封闭的科研范式下实现突破，大科学、大平台、大合作正在成为当下乃至未来的主导性科技之路。什么是趋势？这就是趋势，科学的探索和争辩依然受到尊重，好奇心驱动的科研仍然拥有独特价值，但科学研究的整体结构和组织必须顺应这种趋势。

关于配套政策问题。如同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中长期科技规划能不能得到有效落实，配套政策是关键。在对以往与科技相关的经济、金融、财税、贸易等政策进行集中疏理时，我们发现许多政策并不支持自主创新，而且政策之间相互打架的内容很多。为此，规划纲要专门列出一个部分，对配套政策做出了原则性、方向性规定。之后国务院又专门颁布了配套政策文件，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具体化，这也是我国迄今最为完整、具体和力度最大的科技政策文件。当时我已就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比较关心的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加计抵扣税收政策、政策采购自主创新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我认为这三条政策如果执行到位，规划纲要的落实就大致靠谱了。

由于这三项政策的主管部门不是科技部，而且与地方政府的关联性较强，所以在推进政策落实上遇到了很多阻力。以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抵扣政策为例，对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按150%加计抵扣，相当于政府对企业开展的研发活动给予间接的财政补贴。如果100%抵扣到位，当年补贴总额可达600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对税收增长是硬指标，而且他们更习惯于把钱收上来后再通过项目等形式支付出去，对减税普遍不够积极。不仅财政困难的地方如此，一些富可敌国的地方也消极对待，以致两年多后还有一半的地方没有执行到位。那时我经常直接带队到各省市督办，曾经对一个财力雄厚的省科技厅长说，如果你们仍然不能落实，我看以后别再到科技部办事了。这项政策历经数年才执行到位，但也已经执行最好的政策之一。

在所有配套政策中，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政策争议最大，而且至今也还是一张空头支票。主管部门认为自主创新产品无法认定，所以很难操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采购政策的目标不是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而是追求产品的性价比。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大量的政府采购都是进口优先、外资优先、大企业优先，公务用车清一色的奥迪，操作系统清一色的微软视窗，医疗设备清一色的美国系、德国系。这样的政府采购行为也直接引导和影响着全社会的消费取向，使得中国巨大的市场资源未能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牵引，反面形成了事实上的歧视和挤压。我多次诘问，中国加入WTO已历多年，但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无法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道理何在？情何以堪？

国外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公共技术采购都被作为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工具。美国1933年制定的政府采购法开宗明义，规定“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联邦各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国内产品，工程和服务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国际采购至少必须购买50%的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同等条件下给予国内投标商10-30的优惠。正是通过政府采购，美国扶植了IBM、惠普、德州电子等一大批国际IT业巨头。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大多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风险投资政策主要是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提出的。各国创新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我国技术创新活动70%源于中小企业，60%专利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他们如同深植于土壤中的草根，对市场需求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顽强地适应着变幻莫测的市场风云。由于中小企业在资产规模、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弱势，他们往往很难像大企业那样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多数企业很难熬过残酷的成长期。在此过程中，风险投资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还提供技术、人才、信息、产业链等方面的增值服务。有人认为，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在于活跃的风险投资。相对而言，我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欠缺，迫切需要加以补充和完善。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着重通过降低基金门槛、鼓励对接证券市场、政府基金联动等予以支持，目前这一方面的发展空间还非常之大，需求也非常紧迫，我认为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参与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无疑是我一生的荣幸。在此过程中，我不仅尽力做出了应有贡献，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上留下了点滴印迹，而且也使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提升。就像一名战士，经历了血与火的战场洗礼，对生与死、荣与辱的理解便多了一分从容。自此之后，在我的内心深处，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再是虚无飘渺，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是至死不悔的知行合一。无论走到哪里，此心未改，此志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