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深圳市山东商会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深圳市山东商会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转型路上

梅永红

（2022年02月07日）

2010年10月，根据中组部统一调配，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选派的66名司局级领导干部之一，到山东省济宁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在这片热土上，我工作了近五年时间，这是值得我永远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从国家职能部门的司长，到850万人口大市的市长，跨度之大超乎想象。如果说在此之前我更多的是仰望星空，那么自此以后则是脚踏实地，面对具体的人和事，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段历程虽有许多遗憾和失意，但更多的是充实、欣慰和感动。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五大圣人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都是在这里散枝开叶，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大师许嘉璐先生说，如果说中华文化是有骨架的，那么济宁就是这个骨架的定型之地。此外，济宁还是著名的运河之都，明清两代的运河总督衙门设在济宁，林则徐、曾国藩都曾在这里坐堂镇守，恩威一方。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微山湖、水泊梁山，也都地处济宁1.1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我常常为此而感叹，上天实在太眷顾和厚待济宁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北方地区少有的水乡风韵，南北通达的便利交通，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是否正是伟大的儒家文化诞生于此的部分原因呢？

济宁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符号：资源型城市。在地下300-600米深处，埋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不断加速，济宁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著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兖矿集团总部就坐落在济宁所辖的邹城市，另一家世界500强山东能源的主要生产基地也多在济宁。因煤而兴，这是济宁几十年来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轨迹。直到今天，煤炭仍然是济宁的主导产业。

对于我这个有着长期科技工作背景的新任市长来说，摆在面前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我看来，第一，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挖一吨少一吨，总有挖尽枯竭的时候。我曾研究考察过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黑龙江鹤岗、辽宁阜新、江西景德镇，深知城市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的局限性、不可持续性。第二，煤炭的大量开采，对当地耕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损失难以估量。每年仅煤炭开采造成的塌陷地就达3-4万亩，其中大部分都是基本农田。矿井及洗煤场周边覆盖着厚厚的粉煤灰，风起之时遮天蔽日。深度开挖对地下水系的影响如何，基本上处于盲目状态。第三，产业结构的过度单一，使得城市经济发展极度脆弱。煤炭价格的潮涨潮落，与地方财政收入、工人就业及饭碗的含金量息息相关。

多年来，济宁市以煤为大，形成了对煤炭的高度依赖，70%以上的工业税收来源于煤炭和煤电，兖矿集团一家企业就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10。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利益格局和政策体系早已形成。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观念陈旧，大家普遍保守封闭，不思进取。许多人头脑中的全部信息和骄傲都来自于济宁，很少关心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产业转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惯性一旦形成，改变的力量往往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决心“逆势而上”，顶着各种压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工作着力点就是希望大家跳出济宁看济宁，跳出煤炭看经济，换一个赛道，换一种活法。有一次我到泗水县考察，县领导说济宁13个县市区中只有泗水没有煤矿，言下之意是老天爷不公。我非常明确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单靠资源强大起来的，相反的，我倒是看到很多因为依赖资源而无所作为，并且长期陷入增长陷阱的案例。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片地底上没有煤炭而庆幸。”

记得当时有一本畅销书《刷盘子，还是读书？》，主要介绍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给了我很大启发。日本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地震、海啸频发，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靠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知识和人才。自明治维新以来的200多年间，日本一直致力于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正是靠着这种执著与坚持，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从而造就了日本今天的现代化。《刷盘子，还是读书？》里这样比喻，一个家庭到底是让孩子去刷盘子还是读书，现实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让他去刷盘子，从商业角度来看成本很低，而且收益是即期的，是可预期的。反之，如果让他去读书，成本很高，而且收益是不可预期的。那么我们通常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选择让孩子去读书，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这个道理放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上，不是同样如此吗？

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鲁尔。这里曾经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区，号称德国的心脏。煤炭资源储量占到德国的3/4，可开采量占到90%。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开发，煤炭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鲁尔开始陷入结构性危机。为此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经济转型的举措，包括调整改造工业，吸引新兴产业投资，促进科研界与经济界合作等。特别是建立一条贯穿全区的技术公路，类似我国一些地区打造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同时建立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发展风险投资，建立新技术投资公司，改革传统教育等。几十年后的今天，鲁尔矿区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工厂变成了艺术馆，车间变成了大型餐厅，城市变成了公园，全区有30多个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心和600多个致力于创新的公司，健康工程和生物医药、物流产业、文化产业成为城市的支柱。

其实，济宁的优势远不只是煤炭。这座有着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在交通、文化、旅游、教育、农业、装备制造、纺织等诸多领域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尤其是文化资源之丰厚全国少有，每年仅曲阜游客就达数千万人。之所以全面转向煤炭，主要原因就是赚快钱，当年投资当年见效，税收、就业、工业增加值、GDP都是立竿见影。所谓肥水快流，这也是那个年代全国各地普遍遵循的发展模式。相反的，制造业、文化产业等都需要长期的沉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模式，往往费力不讨好，很难激起地方政府和官员们的兴趣。久而久之，其它的潜在可能都被弱化和无视，似乎只剩下煤炭这个华山一条道了。

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我相对熟悉的领域。全国和发达国家像样的高新技术园区，我基本上都去考察过，对其成长规律也有一些深度思考。在我到济宁之前，济宁高新区刚刚获批国家级高新区，这是一个不错的势头。我在内心给自己一个目标，把高新区作为转型的重中之重，不仅在产业方面有所成就，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观念、模式、体制机制方面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时任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书记佘春明虽是一名本土干部，但在思路和视野方面都比较前卫，也敢于担当，我们一拍即合。2010年11月，我第一次在高新区调研时明确提出几个关键词，现摘录如下：

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我对自主创新一直坚定不移，也相信唯有如此，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乃至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在科技战绩工作了多年，我深深感受到创新能力不足带给我们的困扰甚至屈辱，我们受制于人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从区域层面来看，没有创新就意味着要为发展付出巨大的代价。一部工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科技进步的历史。中国过去与历次工业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今天我们又面临新的机遇，决不能再次充当无所作为的旁观者。高新区应当成为承载创新使命的摇篮和基地。如果脱离了创新，高新区就失去了它的本义，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第二个关键词是企业。高新区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载体和平台。为高新技术企业营造一个局部优化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实现创新，实现上下游的链接，实现自身的壮大，这是设立高新区的题中之义。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在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方面还乏善可陈。今天的世界，勇立发展潮头、站在竞争前沿的是企业。深圳这座城市的“牛气”，不在于它有爱立信、诺基亚、富士康，而在于有一批像华为、中兴、腾讯、迈瑞这样的企业，他们深耕于此，为这座城市带来繁荣和尊严。但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实在太少了，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华为一家占了近1/4，加上中兴两家占了五分之二，绝大多数企业是零，可以想象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弱到什么程度。我们企业拥有专利、研发投入等方面的情况，与世界级优秀企业相比差距太大。在我们济宁，能不能用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打造出在中国乃至世界有地位的创新型企业？

第三个关键词是服务。我认为，高新区就是要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创新创业者在这里获得成长的条件，获得增值服务。硅谷之所以能够成长起大批一流的企业，就是因为那里有完善的配套服务。只要有好的技术和创意来到硅谷，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资本、人才、法律、营销、上下游配套等应有尽有。但是我们很多区域往往不具备这种条件，企业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在很多高新区有一大批所谓“长不大的小老头”，企业成长太慢，死亡率太高。能不能通过完善的服务，让创新型企业的成功率多一两个百分点？

第四个关键词是人才。目前来看，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人才优势明显，这也是他们加快发展的最大资本。我在参加国家“千人计划”工作中，感到各地引进尖端人才的力度和措施。比如湖北襄樊有个民营企业，为了引进乌克兰一个搞航空材料的专家，新注册了一个亿元公司，让这位专家占股50%，而且年薪200万，一栋别墅，每年两次往返乌克兰的机票。一个民营企业为什么有这样的魄力与远见？就是看到这个人才引进之后可能带来的发展前景。山东威海的碳纤维一直做的不错，但现在江苏镇江碳纤维后来居上，原因就是引进了一个优秀团队。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们济宁将来的发展，关键就看能不能把中国乃至世界上顶尖的人才引进来。如果没有大批优秀的人才向济宁汇集，我们谈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将招商引资的思路转向招才引智，这才是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第五个关键词是改革。高新区是个功能区，但现在基本上都走上行政区的路子，这可能是中国国情所致吧。我无意对体制复归进行评价，但必须强调的是，即便形成了行政区的架构，但高新区的体制优势不能丧失。如果我们又回到过去那种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上，设立高新区就没有意义。国家设立高新区，初衷就是营造一个局部优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体制环境。我曾多次到深圳调研，询问一些企业家为什么选择深圳，他们都说是因为深圳的办事效率和体制优势。不希望跟政府接触的时候，官员就看不到，也就是说官员不会主动找企业的麻烦；当面临困难的时候，政府总是雪中送炭，及时站在后面给予支持。但我们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官员们都乐意找企业的麻烦，不是把自己摆在服务者的角色上，而是扮演管理者、管制者的角色。我们要敢于进行体制创新，坚守为企业服务的理念，这一点永远不能变。

第六个关键词是特色。现在中国区域间的产业同质化现象真是令人不安，为什么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大家拼的不是独特性，而是简单复制，摊大饼，你做我也做，挤在一条道上火并内耗。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市场导向，更多的是政府主导，是政府行为。试想大家都把世界上最前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产业，这当然很风光，但它真是基于自身的优势吗？真的有竞争力了吗？河北保定高新区多年来坚持抓新能源产业，一抓十多年，尽管成长不算太快，但内功慢慢形成了，现在已经走到产业链条的高端。我认为这就是特色，特色园区的本质就是创新园区。济宁高新区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不能跟中关村、张江和深圳比，但我们可以靠特色取胜，特色才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此后几年间，我对济宁高新区的GDP、税收等短期经济指标都不太在意，但对创业投资基金、孵化器、产学研合作、优秀人才、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体制改革等高度关注。我充分利用自己在科技口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不断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家、基金经理等到访考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他们的对接合作。比如，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樊建平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我就大打这张“人情牌”，三番五次地邀请他们在济宁建立分院，终于牵手成功，成为济宁第一支国字号研究团队。中科院计算所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摇篮之一，我和同事们多次造访，以三顾茅庐的真诚打动时任所长李国杰院士等，也终于花落济宁。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所驻地原在济宁，正在计划回迁省府济南，被我们用诚意挽留下来，并且增加另外三个研究所的分支。此外还有半导体照明检测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大数据服务公司、猎头公司、私募基金等，也都纷纷落地济宁高新区，逐渐补齐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短板。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市长应当把招商引资放在第一位，引进大项目大企业，立竿见影。建设这些研发和服务平台，不仅贡献不了税收，反而还要有财政补贴，何苦来哉？但在我看来，产业发展的结果并非取决于项目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产业生态和集群，所谓功夫在诗外。各地成形的大项目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完善的公共服务、完备的产业链条以及良性的市场竞争格局，才是企业深耕和壮大的必要条件。济宁并不缺少企业，工业规模也位居地级城市上游，但这些企业多是“孤家寡人”，缺乏与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对接互动，缺乏内生的增长动力。在要素结构、产品档次、商业模式和管理机制方面，许多企业几十年间几乎毫无变化，只能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豪横得瑟”。唯有补上产业生态这块短板，才能引来真正的凤凰，也才能让本地的“丑小鸭”们凭风借力，一飞冲天。

如意科技公司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企业之一。这是一家以纺织面料为主业的典型传统企业，经过30多年的积累，已经小有规模，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董事长邱亚夫是个有野心的山东大汉，不甘心年复一年地重复“过去的故事”。他们与武汉纺织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独创了“篏入式如意纺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在传统产业领域是极为少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分析，我认为如意科技具备迅速做大做强的可能，为此与邱亚夫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磋商。我特别强调，第一，中关村的许多企业不缺先进技术，但在要素配置上瞻前顾后、小富即安，最终一事无成。有了核心技术固然难得，但技术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尽快转化为产品和营收。第二，如意科技应当与资本市场对接，让技术变现，拉长产业链条，用5年时间实现产值从50亿到500亿的跃升。此后不久，如意集团很快与日本伊腾忠、韩国三星物产等国际性投资机构开展合作，在产品结构、全球布局、品牌提升、技术研发等方面调整布局，迅速实现了从单一纺织面料企业向高端纺织品系列、从国内向国际化、从传统生产向现代商业模式的深刻转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济宁视察，对如意科技转型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指出传统产业有了核心技术，同样可以做大做强。最近几年如意集团在经营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们依靠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路子绝对是对的。

还有一个企业是凯赛生物，现在已是上海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国内合成生物行业的领头羊。我刚到济宁的时候，关于这家企业的信息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包括空气污染（生物发酵异味）、多年没有增加投资、纳税少、外资背景等等，相关部门没有少找他们的麻烦。但我注意到，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刘修才是留美归国博士，儒雅而博学。他们在上海有一个坚持10多年的生物技术研发队伍，主导产品长链二元酸化工材料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并且全部出口，这在内地三线城市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主动与刘博士开始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问题。恰在此时，凯赛面临一个逼命官司：烟台一家企业状告凯赛技术侵权，并且动用司法、海关和知识产权等部门对凯赛采取了行动，包括扣押出口货物、关闭资金帐户、法院封门等。中关村第一代创业人段永基先生专程赶到济宁，向我介绍了这个案件的背景，令我震惊不已。即使以常识来判断，凯赛绝对是技术侵权的受害方，却被人为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为此我以个人名义向山东省时任书记、省长写信反映，并与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省高院时任常务副院长李静同志（现任天津高院院长）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此案最终打到了北京，我也陪着凯赛一路追到北京，誓要还企业以公道。好在官事打赢了，凯赛复活了，不仅在济宁增加投资，而且在新疆、山西等地形成更大的产业布局，成为合成生物领域上市公司市值变化的晴雨表。一个优秀企业的生死之间，仅仅只是一次偶遇，我至今仍感觉唏嘘。如果公权力和法律都无法有效保护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如果外来投资最终变成了“关门打狗”，还有什么发展前途可言？

位于东方圣城曲阜的尼山圣境项目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尼山是孔老夫子的诞生地，在2000多年儒家文化的演进中，尼山已经成为一座圣山，成为儒家文化的“麦加”。千百年来，这座圣山一直在静静的沉寂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所承载的文化元素都值得尊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如何认知和挖掘尼山的文化潜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文化不应是空洞枯燥的说教，不是荒山野岭中的传说，而是必须交流互动，走进人们的内心；文化也不应是财政的黑洞，不是政府包养的花瓶，而是具有商业开发潜力的朝阳产业。在寻寻觅觅中，我们有缘与无锡灵山集团牵手，我也有幸与灵山集团董事长吴国平成为知己。他们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那是一份发自内心的敬畏。加之他们之前无中生有，成功打造了无锡灵山项目，使我确信这是一支有能力、有担当的团队，尼山这块文化“大料”值得托付给他们。今天，东方圣城曲阜继“三孔”之后又有了第四孔：尼山圣境。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一孔不再是千年不变的刻板和冰冷，而是让孔夫子与今人对话，让古老的儒家文化变得鲜活与灵动。有生命的文化才能枝叶长青，绵延不绝。

兖矿集团是济宁企业的龙头老大，是济宁的骄傲，也是能否实现城市结构转型的焦点。我刚到济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投入巨资建设的太白湖新区地下，兖矿集团的采煤巷道已接近完工，即将出煤，难点在于兖矿的采煤行为合法合理。为此我与时任兖矿集团董事长王信当面对接沟通，深明大义的王董事长决定暂缓采煤，避免了已建部分新区随即面临塌陷的局面。兖矿在济宁高新区的中心区还有一个很大的煤矿，如果继续采掘下去，将令高新区惨不忍睹。继任王信的张新文董事长（现任菏泽市委书记）颇有大局观和前瞻性，决定放弃开采，以地面开发替代地下开发。不仅如此，兖矿还在企业内部转型上做了大量努力，包括发展与煤炭相关的现代制造业、发展高端煤化工产业、“走出去”投资拓展等，使兖矿迅速发展成为多元化、高科技和国际化的世界500强企业。今天兖矿已经归并到山能集团，但兖矿的根仍在济宁，济宁与兖矿相互依存的纽带关系仍在延续着。

煤炭塌陷地是济宁多年采煤的直接代价。这里本是沃野千里，一马平川，如今却造成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塌陷，而且每年还以3-4万亩的速度递增，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疮疤，我称之为“济宁之殇”。我在济宁时看到，就连主城区周边也已经是一片狼藉，塌陷地围城。我当时深感困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为什么一切都要为煤炭让路？煤炭是资源，难道耕地就不是资源吗？第二，有的地方如果在地面开发，效益远超地下，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归根结底还在于政策打架，在于局部利益优先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优先于长远利益。我以一介书生意气，开始了一场似乎自不量力的跋涉。与煤炭企业管理层不断沟通，向省领导和主管部门多次反映，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环保部等部门反复汇报。其间受到的各种不理解、冷遇甚至嘲讽，套用一句经典的话：冷暖自知。好在公理昭昭，济宁市塌陷地问题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重视，全国人大的领导都亲自调查过问。特别是国土部从实际出发，核减了部分塌陷地的耕地指标，为大规模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如今六年过去了，相信济宁煤炭塌陷地的治理应该又有了不小进展。

济宁作为对煤炭产业深度依赖的城市，转型的最大难点在于思想观念的保守和落后。在5年市长任职期间，我对这些问题感同身受，也深知绝非一日之功。比如，人们往往对政府官员及其权力过于膜拜，认为做官才是王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面对官员似乎也只有低三下四的份儿。一些刚刚走上公务员岗位的年轻人，面对相当于自己父辈甚至爷爷辈的企业家，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口气。每每看到或听到这类问题，内心总是感到纠结痛苦。记得有一次我召集一个有关慈善捐赠的企业家座谈会，会务人员安排陪同参会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统统坐到了前排，而将应邀参加会议的企业家们排在了后面。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这是在跟谁开会呢？部门领导可以捐款吗？随即要求马上调整。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座次的问题，反映的是官员们扭曲的价值观。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吗？不是大会小会倡导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吗？如果继续固守陈腐的官本位，我们还会有未来吗？

对市场的排斥也是阻碍城市转型的关键问题。搞了30年市场经济，许多人仍然谈市场色变，视市场如洪水猛兽，要么认为不是正道，似乎市场经济、民营企业都是旁门邪路，只有政府主导和央企国企才让人踏实；要么缺乏理解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叶公好龙，遇到事情便王顾左右。比如，济宁有不少驰名中外的旅游景区，包括曲阜“三孔”、邹城“四孟”、水泊梁山和1766平方公里的微山湖，但在品质和经营方面乏善可陈。我曾试图引入外部资本和团队参与提升和运营，没想到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再比如，济宁主城区有多家政府投资建设的星级酒店，上点档次的基本上都是政府的，不但沉淀了大量财政资金，而且大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为此我曾提出引入社会资本，将这些酒店民营化，结果多是不了了之。一些草根型企业家也是如此，在经营管理、对外开拓和资本市场等方面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小富即安，不愿意改变，不愿意面对外部市场、资源和竞争。全市企业中，股份制企业不到10%，其他的都是高度家族化，七大姑八大姨分兵把守。有个生产发酵产品的企业家曾向我洋洋自得地说，他从来不向银行贷款一分钱，都是自己滚动投资的，这是哪门子商业逻辑？还有个造纸企业，已经做到了较大规模，但关键岗位的人都是靠“基因”而非能力决定，最终倒闭了事，给政府留下了一堆烂事。我常常为此感慨，这里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十分遥远，不在形式，而在人们的内心和认知。

济宁的城市符号是孔夫子，是传统文化，这也决定着济宁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一是有道德底线，多数人视名节如性命，少有越雷池之人；二是讲规矩，老幼尊卑清清楚楚，就连喝酒也是中规中矩；三是好面子，丢财丢物可以，但不能丢人丢面子，即使没了里子也得把面子撑住；四是亲情为上，人们往来之间首先要论“血缘”，亲属、同学、战友、老乡都是必要的“见面礼”，还可以上溯到亲属的亲属、同学的同学……。如果要在中国找个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石，我认为非济宁莫属。但是，只讲亲情而轻视契约，这与当下的市场经济显然格格不入，也成为制约城市转型发展的硬伤。无论是招商引资、创业办厂，还是上学就医、买房置业，事情本身的重要性、紧迫性往往比不过人情之大。甚至常常无所谓公私之分，只要人情到了便一切OK，反之则是软硬不吃。有人说过，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契约经济，我对此完全认同。没有契约精神，也就意味着没有对未来的确定性，商业和经济也就没有了稳定可靠的基石。世界变了，济宁也需要改变，2500年前的传统文化需要扬弃。我深信，经历脱胎换骨的济宁，一定能够焕发出与其历史文化相称的崭新光华。

济宁是我的第二故乡。5年的市长经历，令我对这片古老的热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与眷恋。即使离开多年，仍然时刻记挂着那里的山山水水、一䓍一木。十年前，我曾借用朱熹《春日》之名即兴写了一首诗：“泗水今日又芳菲，尼山满目尽春晖。圣园沃野花千里，青燕翩翩不思归”。这是我当年真实的心理写照，也是我今天牵挂济宁的情感之念。特别是纯朴善良的800多万济宁人民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常常令我感动和感激不已。邹城洪山的断臂植树人现在还好吗？梁山高店村的几个困难家庭现在日子咋样了？微山湖的水环境更好了吧？还有泗水的食品产业、金乡的煤化工产业、嘉祥的新材料产业、渔台的精细化工产业、汶上的纺织产业，都有新的进展吧？时间也许可以改变许多东西，但刻到骨子里的记忆历久弥新，没齿不忘。无论身处何方，济宁都是我内心最敏感的地方，寄托着我永远不变的美好祝福和祈愿。

济宁，您好！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