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深圳市山东商会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深圳市山东商会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合成生物产业颠覆者

梅永红

（2022年08月01日）

 

目前A股中生物制造的领军企业当属凯赛生物，其市值的涨落也成为这一领域的晴雨表。在生物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在全球一致认可的生物合成技术及产业赛道，凯赛生物的横空出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凯赛的成长路径具有怎样的回顾与总结价值，我认为非常值得政策理论界思考。

我与凯赛生物及其创始人刘修才博士的交集十分偶然。2010年我刚到山东济宁任职市长不久，就有人向我谈起过这家在济宁高新区落地多年的生物企业，但多数信息都是偏负面的。有的说因为发酵异味排放，经常被居民投诉；有的说产值和税收不多，与政策配套不相称；还有的说刘修才博士是美籍华人，企业的技术和主打产品比较敏感，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真正让我开始关注这家企业的，是中关村初创期赫赫有名的四通集团创始人段永基先生。他通过北京的朋友找到我，并且专程驱车千里赶到济宁跟我当面沟通。此时我才得知，凯赛正陷入一场逼命的官司：地处山东烟台的另一家公司翰霖生物，以凯赛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发起诉讼。法院连续出了几道禁令，不准凯赛生产和销售产品，国家知识产权部门宣布凯赛专利无效。也就是说，凯赛正处于生死之交的关头。

更加令我感到震惊的情况是，第一，凯赛生物早在2001年就开始生产该项诉讼涉及的产品长链二元酸——合成尼龙、香料、油漆等产品的一种原材料，并且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供应商，而翰霖生物是2008年4月才成立的，两者相隔7年之久；第二，翰霖生物的7个核心骨干人员都是从凯赛离职后加入翰霖生物的，包括总经理王志洲、技术负责人葛明华等，这些人员掌握着凯赛几乎所有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第三，被知识产权部门宣布无效的凯赛专利和生产技术，又被翰霖生物分解为多项发明专利申报并被主管部门接受。仅从个人直觉来看，我隐隐感到这很可能是一幕现代版的荒唐剧。

撬动这幕大剧的关键人物是翰霖生物的控股股东，一位在当地颇有人脉的草根型老板曹某某。他以长袖善舞的本领让中科院微生物所成为其靠山，又以此打通了金融系统和山东官场的诸多关节，对凯赛生物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当时令我困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科院微生物所作为国立科研机构，树大根深，人脉广泛，也不乏技术功底，他们在这个案子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二是山东省多位领导和主管部门都对翰霖生物明确给予支持，仅一个省级专项就给了8个亿，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坦率地说，当我了解到基本情况后，确实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从道义上说，无论是作为过去在科技部门工作的经历，还是作为时任市长，都有责任介入此事，助凯赛一臂之力，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还企业以公道。同时我也感到这个案子的复杂性，即使我介入进去，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而且因为有多位领导的先入为主，我可能会背上“不明事理”的声名，这对于官场人来说堪称大忌。但是，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介入了这场官司，从政府角度与相关领导以及法院、知识产权部门进行沟通，反映客观事实，力图让案件回归正常程序。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终未缺席，这个案子从山东一路打到北京，最终以凯赛的完胜而终结，多名主要涉案人员被追究刑责。

回顾此案，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提起和反省。第一，翰霖生物为什么能够调动公权力一路为其站台服务？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表明，翰霖生物从一开始就是恶意设局，没有技术，就把他人的技术骨干挖过来，连同技术秘密也居为己有；没有技术研发，就拉进国家级科研机构背书站台，披上最炫目的“虎皮”；没有资金，就想法设法把项目变成敏感项目、“重大突破”，获得省领导批示，列入政府专项，财政和银行的钱就源源而来；没有知识产权，理不直气不壮，就把竞争对手已获得授权的专利诉为无效，自己再去申请覆盖。这一切还不足以置对方于死地，那就把法院和海关请出来，冻结帐户、查扣出口产品、对工厂贴条封门。在此过程中，翰霖真可谓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几乎无所不能。公权力一再被滥用私用，成为其攫取非正当利益的工具。在今天的法治环境下，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众多职能部门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失明？ 

第二，中科院微生物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翰霖生物成立之初，就声称其技术来源于中科院微生物所，这应该是其打通其后诸多关节的重要原因。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中科院微生物所并不具有这项技术的工程化能力，但他们仍然站出来为翰霖高调背书，不但通过中科院相关渠道向中央呈报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进而获得山东省主要领导的信任和支持，而且与翰霖一起申报专利，这些专利恰恰是凯赛生产工艺的分解。当案件经法院终审裁定凯赛专利为有效专利，且判定中科院微生物所几位主要领导和瀚霖共同申请的专利属于剽窃凯赛商业秘密的时候，相关人员又声称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项目的，俨然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作为一个老科技人，我完全无法相信这居然是一家堂堂国立研究机构的做派。科技是有伦理的，科技人员应当恪守几分斯文，否则就失去了起码底线。案件已终结多年，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当事人站出来对此承责，象牙塔里“涛声依旧”，风彩依然。

作为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说明，我再补充几个细节。1、刘修才博士与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陈某某有过合作，曾以250万元从微生物所购得5个菌种。但在进行低成本规模化生产时发现，这些专利菌种和技术无法达到实验室要求。为此刘修才博士又投资5亿元，历经5年时间攻克核心技术，并于2006年获得多项发明专利。2、2010年7月，翰霖生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凯赛专利无效。短短半年后，专利复审委作出审查决定，裁定凯赛生物的专利无效。后经北京市一中院、高院先后审理裁定，维护凯赛专利为有效专利。3、翰霖生物与中科院微生物所合作后，申请了多项专利，署名人包括微生物所时任所长、副所长以及研究员陈某某、高级工程师傅某某等7人。引发专利纠纷后，所长、副所长申请撤销署名。后经凯赛申诉和法院审理确认，7名被告侵犯署名权，陈某某等5人在《科技日报》上刊登道歉声明。

12年后的今天，凯赛生物不仅成功上市，而且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生物制造领域举足轻重的领军型企业。最近我们专程到山西阳曲县，考察由凯赛主导的合成生物产业园，这是继山东、新疆之后凯赛的第三个生产基地。10余平方公里的园区正在火热建设中，预计总投资450亿元，年产值过千亿元。除公共配套设施外，进入园区的所有企业都是与凯赛进行上下游配套，利用凯赛的生物基原料开发生产面向市场端的各类产品。我由衷地认为，曾经死里逃生的凯赛生物正在扮演颠覆者的角色。之所以对凯赛如此关注，除了当年知识产权官司之缘，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和认识。

一、生物经济攸关国运

在世界近现代发展史上，人们公认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第一次是发生在英国的蒸汽机革命，人类由千百年来的人畜力生产步入机械化时代；第二次是发生在德国的电汽革命，光与电把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时空阶段；第三次是发生在美国的数字革命，一直延续到今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产业变革。三次科技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也成为影响各国命运的兴衰定律。

以上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对于代际更替的定义，我的理解至少有三点：一是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二是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构。生物经济正在徐徐展开的科技和产业格局，完全具备了这些要义。如果说有所不同，那么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融入其中。

请看看这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克隆多莉羊，转基因作物，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如同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的癌症登月计划、百万人基因组计划、脑科学计划，欧洲的《生物技术工业宣言2019》，日本的《生物战略2019》，中国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健康中国2030》等等，都反映出各国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和积极抢占发展先机的战略选择。

以凯赛主打的生物合成与制造为例，据有关资料显示，欧美国家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不断成长，未来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一种被称为生物工业（industrial biotech）的行业正在迅速兴起，生物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化工、材料、食品、检测、环境等方方面面。仅在生物化工领域，全球化学品4万亿美元的市场中，大量的化学品合成和催化反应都有可能被生物法替代。很多高附加值的天然化合物只有生物方法能够合成，由此带来的增量将未可限量。

更加引发人们兴趣的是，在不远的将来，生物科技和产业将向我们展现出无以穷尽的发展空间。如同孙悟空用汗毛变出无数小猴一样，生命设计、生命再造将不再是童话。在深圳国家基因库门口有几尊猛玛象的巨大雕塑，之所以选择这一几千年前已经灭绝的物种作为标志，是因为科学家们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中发现的尸体中，复活了猛玛象的细胞，这在生物学上意味着这一物种并未消失，甚至具有复活的可能性。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科学家开展了人造子宫的实验，在人工环境下将一只羊羔的胚胎孵化成完整的幼体。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实现了人类大脑意识活动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交互。DNA存储的相关研发正在迅速推进，未来将看不到规模庞大的机柜，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存储在具有生命力的酵母中，消电量为零，而且理论上永不衰减。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远超越以往历次的经济形态。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出版了一本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她说：“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工具正逐渐问世，每一件都显得巧妙而强大：能自行组装成电池的病毒，能净化水源的蛋白质，能侦察并消灭癌症的纳米颗粒，能读懂意识指令的假肢，还有能增加作物产量的计算机系统”。作者从能源、淡水、健康、脑科学和食物安全等多个纬度，展现了生命科学对于人类未来的无限空间和机会，并且充满激情的憧憬着：“当我眺望科学前沿，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光明未来，生物学和工程学正以先前不可想象的方式融合，很快，这场融合就能为那些最显著、看起来也最棘手的问题提供答案。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革新和繁荣的时代，前景是美好的，也是使人无比振奋的。”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及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从而造成近代百年屈辱。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能否乘势而上，把握先机，将直接关乎国运兴衰。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被动地位。力量重于财富，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起跑线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终于站到了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在生物经济领域，中国还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我强调抓住历史机遇的重要基础。一是资源为王，中国幅员辽阔，生物多样性甚至唯一性为生物经济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制种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南发现了一株光敏感核不育材料。二是数据为王，中国人口众多，凡涉及人口与健康方面的大数据，往往能够形成数量级的差距，从而能够对许多生命现象进行新的诠释和定义。三是市场为王，10多亿人口对于食品、健康和生态环境等的巨大需求，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四是人才为王，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丰厚的人才积累，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归祖国，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基础，并且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让生物经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际竞争中担当主力和主体的必须是企业，市场地位才是决定竞争成败的金标准。也就是说，我国在这一历史机遇中能够有多大的作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崛起一批驰骋于国际市场的科技型企业。在这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相当大的差距，政策资源的配置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实际和规律的问题。凯赛生物等企业的破壳而出和化蛹为蝶，正在成为中国生物经济大潮中奋勇搏击的先声。随着国家和地方相关战略及政策的逐渐推出和落地，我们有理由对这些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抱以更多的期望。

二、核心在于领军人才

我一直认为，在科技领域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世界级的领军人才。一个国家的科技结构通常都是金字塔形状，水平高低不在于底座的宽度，而是由塔尖的高度决定的。翻开70多年来的新中国科技史，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赵忠尧、钱三强、竺可桢、茅以升、苏步青、袁隆平、王选……，正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率领科技大军，共同铸就了中国科技大厦，成就了中国科技辉煌。

产业领域同样如此，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几乎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我曾读过多本关于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书籍，深深感受到企业家的点石成金，其实来自于企业家的眼界、心胸、认知、组织力和责任感。华为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归根结底也在于任正非与众不同的理想、执著和拚搏精神。在我看来，企业家对于技术创新的执着，对于人才、客户和市场的敏感，对于市场竞争残酷性的承受力，甚至于对于短期利益诱惑的抵抗力，都必须达到极限值，才有可能造就出真正的商业奇迹。如果说我国在科技顶尖人才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那么优秀企业家的差距可能更大。

记得多年前王育琨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永远的痛》，详细介绍了日本索尼成长的历史。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做了两件足以载入世界商业史册的事：一是与技术负责人井深大一生结缘，长达7年多承受巨大亏损，坚决支持开发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从而一举奠定了索尼商业帝国的技术基础和核心竞争力。二是在开发美国市场时，美国经销商要求使用自己的品牌，也就是让索尼作为贴牌生产商（OEM），盛田坚决拒绝了这份诱人订单，因为他看中的不是近在咫尺的商业利益，而是要打造一个响当当的国际品牌。若干年后盛田说，“拒绝10万台的订单是我在职业生涯中所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这也许可以作为真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写照。

在我所遇见的众多中国企业家中，刘修才博士是少有的既有深厚科学素养和前瞻眼光，又有高度市场敏感性的复合型顶尖人才。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介书生，温文尔雅，典型的工程男。确实如此，他是顶着无数学界光环一路走过来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中国科技大学学士，中国科学院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研究，美国桑德斯（Sandoz）药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此外，他还是“美中医药协会”首任理事长，为中美生物医药界的交流开创了先河。如此炫目的履历，放在全国乃至全球也是不多见的。但是，他一直低调得象一粒尘埃，默默地坚持着、守候着自己的信念。

我与刘修才博士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颠覆性思维。早在1997年他就开启了工业生物科技产业的尝试，这可能是全球最早的，直到10年后一些国家和投资界才开始关注。之所以有如此先见之明，既是专业基础使然，更是一种突破与改变的天赋——为什么必须是石油的、化工的？如果石油枯竭了，如果石油禁运了，如果石油化工造成的污染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还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路径？正是这些不断向自我提出的问题，促使刘博士孜孜以求，努力探究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惯性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唯有改变才能成就新的格局。

二是落地能力。这些年来，刘修才博士和他的团队白手起家，创造了生物制造领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在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情况下，他们在上海张江建立了研发中心，填补了第二代生物能源丁醇的工业化生产技术空白，开发了绿色尼龙产业化全套技术解决方案；在山东、新疆和山西建立了规模化工业生物生产基地，成为杜邦等国际巨头的核心供应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技术环节、一个质量控制、一个成本核算、一个资本对接等诸多场景的聚合，是把工匠精神做到极致的产物。实干兴邦，几十年如一日，这在刘修才博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是家国情怀。这是刘修才博士的一段采访实录：“我们的努力是为了中国科技产业的振兴。中国科技产业如果没有一大批人，以所谓像“疯子”、“傻子”、“呆子”一样的精神去做，要搞科技产业只是空喊口号。我做了这么多年，仍然只是知道一些皮毛。我们团队从来没有周末，每天都干到半夜，我春节从来没有放过假，每天都要工作，因为我们感觉时间不够用，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所以想充分利用有生之年去做更多的事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都会为有这样的赤子之心而感动。

在刘修才博士归国创业的历程中，有过多次终止或退出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退出都不是因为项目本身的问题，而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与投资人之间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产生了冲突。比如，刘博士不欣赏以钱赚钱，而是希望扎扎实实地发展实业，这在喜欢赚快钱的投资人眼里就是傻子；刘博士希望把健康产品价格做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让科技惠及大众，但在投资人看来显然不符合一本万利的为商之道。这些经历最终促使刘博士决定自己做一家企业，自己决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路径，这就是凯赛生物的起因。商业伦理，这个对于许多中国企业家来说还比较陌生的概念，已在刘博士的创业实践中得到了完美诠释。我相信，这才是创新型企业百年长青的不朽根基。

三、底层技术是关键

近年来，美国对我国的科技武器化日益强化，使相关企业陷入空前困局中。曾经令国人为之骄傲的通讯业巨头华为、中兴“绝代双娇”，转眼间花容失色，狼狈不堪。先是中兴被罚14亿美元，相当于国人人均1美元——这是令人屈辱的数字，当年“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正是基于中国4.5亿人提出的，并且派出巡察小组对中兴全程无死角监控；后是华为退出欧美市场，销售额腰斩，“5G领导者只能卖4G手机是个笑话”（华为余承东）。贵为世界级巨头，命根子都被他人捏在手里，这是中国产业之耻、科技之耻。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就在于缺乏对产业成长规律的认知，长期忽视关键技术研发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普遍遵从产业技术梯度转移，过度追求速度、规模和短期盈利，甚至由此形成了发展惯性和生存逻辑。看似庞大巍峨的产业大厦，技术基座都被他人所牢牢掌控。多年来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直奉行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始终未能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警觉。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科技武器化成为常态，核心竞争力的缺失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当年我们大声疾呼自主创新，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潜在危机。

同样重要的是，技术路径也决定着最终的竞争格局。美国特斯拉是如此迅速崛起的？因为他们做了太多违反“常识”的事，比如火箭回收、真空轨道交通、火星登陆、星链计划、脑机互联等等，每一个都是改变，每一步都是与众不同。由于起点较低，我国产业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适应特定市场的应用及商业化层面上，华为、中兴如此，阿里、腾讯也是如此。所以任正非特别强调，华为虽然每年投入大量研发经费，获得大量专利，但原创技术几乎空白。长期的习惯性跟踪模仿，使得中国企业大多只能处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即使做出一流的技术，但成就不了顶级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凯赛就是其中的典型。凯赛业务主要聚焦于聚酰胺产业链，核心在于用生物基替代石油基，用生物法替代石油化工法。以绿色尼龙为例，凯赛用生物材料和生物法完成了全部技术及生产流程，一举打破西方国家以石油化工技术主导的近百年垄断地位。他们首创的生物法制戊二胺，已成为生物材料合成商业化的独门绝技，有效解决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不仅如此，凯赛正在通过其核心单体产品戊二胺、长链二元酸和长链二元胺，开发系列基础材料及材料成型技术。不远的将来，人们将看到钢铁、水泥、橡胶、电力、纺织等雄居世界200年的传统工业形态，被全新的生物制造逐步替代，一个更环保、更低碳、可持续的新工业正在到来。

凯赛能够走到生物制造的前列，甚至担当起领跑者的角色，我认为除了刘修才博士个人的知识、能力、眼界和情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另辟蹊径。多年来，中国科技界和产业界大多习惯于跟踪模仿，做任何研发似乎都要有一个文献检索，看看西方人做了没有，甚至把别人是否做过作为立项的前提。在生物制造还只是处于概念阶段的时候，凯赛就敏锐判断出这一方向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前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需求更加决定了生物制造的必要性、战略性。为此凯赛团队沉下心来，在上海张江的一个简陋实验室里开始了没有标杆、没有参照的苦旅，堪称十年磨一剑。

另一方面，将生物学与工程学全面融合。很多人可能认为，从科研到产品是一个线性过程，其实不然。商业化研发的逻辑与目标完全不同于大学实验室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技术体系和逻辑的重构，着眼于可靠性、稳定性、低成本的商业目标。我越来越认为，这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导范式，即通过工程方法和先进工具、大数据等重新定义生物学概念及方向。在人类认识极限状态下的宇观和微观世界中，封闭的书斋式研发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变革势在必行。凯赛团队在生物制造还只是概念或实验室样品的时候，就率先开始了以工程学主导的商业化开发，并且达到了科研机构无法实现的复杂性、高水准。据了解，凯赛的乌苏工厂和正在太原建设的工厂，已在尝试智能化控制工艺。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凯赛长期坚持开发在线获取复杂环境下各种理化数据的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使凯赛的研发和产业化速度大幅提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

凯赛成长路径带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要更多地关注原创，关注底层技术。如果说过去我们还可能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中找到快速发展的空间，那么今天这个大门正在徐徐关上，面对的是无人区，我们今后的出路在哪里?任正非先生说芯片不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要砸数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这是一位杰出企业家被他人重创后的肺腑之言。凯赛在生物制造领域的一骑绝尘告诉我们，可怕的往往不是技术落后，而是甘于人后的惯性和惰性。知耻后勇，只有敢为人先，才有赢的可能。

四、产业生态至关重要

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包打天下。理想的情形是有人才、信息、产业链、资本、政策、法治乃至媒体等的完整配套，也就是所谓产业生态。凯赛一路走来的曲折经历表明，我们离良好的产业生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这一问题上，政府责无旁贷。

到目前为止，凯赛已投资建设了四个生物制造基地。在山东济宁的基地历尽劫难，终于走上正轨。在东北某省的基地，因为各种不正当干扰和拖延，不得不零元转让，巨额投资血本无归。在新疆的基地也是波折不断、枝节横生，至今仍处于不确定状态。目前在建的山西阳曲基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上下游企业正在汇集和构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凯赛的这些经历中，我可以归纳出产业生态的几个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是多数创新型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大家都知道，创新是有风险的，是需要成本的，所以才有了专利保护制度。美国前总统林肯为此强调，“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加上利益之油”。小到一家企业，大到一个国家，知识产权都已成为决定其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但是，中国企业但凡涉及到知识产权争端，往往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纠缠之中，最终多是不了了之。凯赛就是如此，从2008年涉案至今14年，从最初的张冠李戴，到后来的正本清源，该走的程序都已走过，但依然没完没了。对方不断通过重新注册、股权转让等方式，始终没有停止过侵权行为。如果凯赛不是通过持续研发形成技术及产品迭代，从而掌握更高的技术门槛，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我国第一部《专利法》是1984年颁布实施的，距今近40年了，但不少企业仍然受困于此。最近华大基因与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官司在依华达州法院终结，美国企业赔偿3.4亿美元，足显其法律刚性与对知识产权的坚定维护。两相对比，令人感慨万千。

第二，产业配套问题。在今天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往往不是寻求大而全小而全，而是把上下游协同作为生存法则和竞争之道。最牛的企业，很可能就是外部协同性最好的企业，如荷兰如日中天的光刻机老大ASML，与全球数百家企业构成了紧密式创新联盟和利益共同体。但是，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创新，更多的是商业趋同和摊大饼式扩张，而不是在细分市场锻造核心竞争力。许多领域的恶性竞争，正是由此引发的。一些地区在产业园区建设中也是如此，片面追求大投资、大规模、大产出，而对技术创新、产业孵化及配套、持续成长性等内在因素缺乏关注，导致一些头牌企业只好孤军奋战，把自己逼成了“全能型”选手。凯赛本来是做生物发酵技术的，早在20多年前就已拿出了成熟产品，直到今天才初具规模，不能不说与产业配套的缺失直接相关。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业园区，都面临着重新调整思路和模式的问题。

第三，地方保护问题。去年中央提出要建立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经济内循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各地政府都把追求本地经济规模及财政收入作为首要目标，由此带来不少负面问题。一是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冲突，因小失大的弊端日益突出；二是恶性竞争，在招商引资中多有体现，政策界限常常被突破；三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公权力被滥用于正常商业和投资活动的情形比比皆是。开放和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如果政府无形之手变成了有形之手，企业将很难基于对市场的预期和确定性做出理性的决策取舍。让更多的企业深耕而非投机，这应当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政策目标。

第四，资本市场问题。凯赛一路走来，资本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刚刚起步的空白期，国内外一些投资人就表现出对刘修才博士和凯赛生物的高度关注与信任。可以说凯赛创业过程最不缺的就是钱，这是许多创业者求之不得的状态。同时也带来一些困扰和问题，大多数投资者都是追求短期收益，对于长线的项目缺乏足够的耐心，从而对创业者带来不小的压力和干扰。即使是刘修才博士这样的顶尖级创业者，也需要常常面对与投资者的反复沟通与激烈博弈。目前我国多数投资者都带有明显的投机性，不仅无法为企业赋能，有的连起码的风险共担都谈不上。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把生死托付天命。资本市场的成熟性、完整性，对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

回顾4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有递进的三个代际，一是吃饱肚子，联产承包，大约10年；二是外贸主导，三来一补，也是10年；三是投资驱动，做大规模，持续了20年。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切都与内生动力没有必然关系，主要还是人口红利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结果。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滑，这既是林毅夫先生所说的政策“合成谬误”，即各种基于不同目标的政策迭加后产生的恐怖共振，包括防疫政策、新能源政策、房地产政策等等，更主要的还是原有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一个突出表现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已经接近于零。如果没有格局性的改变，资本大规模逃离将难以避免。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靠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半生飘泊宦海间，冷暖浮沉化夕烟。本为乡梓小书郎，向来不知善恶边。深水方觉渊无底，浅山始见崖有沿。锦衣玉杖贵庙堂，偏伴浮云向高天。”这是我2018年写的一首七律《寻梦》，所谓诗言志，也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与刘修才博士和凯赛团队共勉，与所有致力于颠覆性创新的人们共勉，与中国生物经济的同行者共勉。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