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深圳市山东商会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深圳市山东商会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攀登者老汪

梅永红

（2022年06月18日）

 

几年前我刚来到深圳不久，就从一些官员和投资者嘴里听到“深圳四大骗子”的议论，其中就包括华大基因，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华大在商业、公共关系等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不足，这也是许多从技术出发走向商业的团队普遍面对的一道门槛，但“骗子”之说未免太离谱了。一个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发到手软的企业，一个手握上千项发明专利的企业，一个每年投入10几亿研发经费的企业，一个在历次重大抗疫中冲在前列功勋卓著的企业，一个将基因科技普惠众生的企业，一个在全球基因学领域倍受尊重的企业，一个令国外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的企业，一个凭一己之力把中国基因科技带到世界前列的企业，本应被视为璞玉珍宝，为什么反被一些人冠之以“骗子”之名?

我能想到的原因，一方面是基因科技及产业刚刚冒头，人们大多了解甚少，感觉过于遥远，更重要的是华大这样名声在外，甚至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还没有为地方创造出相应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在各地比较看重的税收方面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一定要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一家企业是否伟大，那么深圳市真不应该费劲巴力地谋划什么高科技产业，多引进几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就够了。以深圳寸土寸金的地价，要想赚快钱岂不是易如反掌？

由此我想到美国的特斯拉和马斯克。到目前为止，特斯拉旗下除了电动汽车外，返回式火箭、星链计划、脑机联接、火星登陆计划、真空轨道交通等等，都是近乎神话的大动作。记得前几年马斯克与中国几个知名企业家座谈交流时，就曾因不懂商业模式、不搞营销和异想天开的创意，受到过轻视和嘲讽。那时的特斯拉还在巨额亏损中，资本市场也是若即若离，单纯从财务数据来看确实有些惨不忍睹。但短短几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所说的改变，不只是特斯拉的市值已对中国所有企业形成碾压，更在于特斯拉让人类对于太空、宇宙以及自身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我还想到了美国的苹果公司和乔布斯。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工程男，乔布斯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不肯妥协，反叛，蔑视教条主义，一生都在追求改变世界，与这个世界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于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曾经被赶出自己一手创立的苹果公司，10年之后回归仍然改不了傲慢、固执和暴躁，确实是一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家伙。但是，乔布斯成功了，20年间风雨飘摇的苹果公司成功了。也许这就是天命吧，世界上哪里有不经历磨难的成功？哪里又有达到事业巅峰的平庸无奇者？

在我看来，汪建就是中国基因科技领域的乔布斯、马斯克式人物。首先，从不顾一切地牵头参加国际人类组计划，到辞别中科院创立深圳华大基因，在30多年的职业轨迹中，他一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少有世俗的个人名利得失。我始终认为，不为声名所累，是达到理想高度的必备阶梯。其次，标新立异，敢于突破，不拘泥于固有模式和旧有思维，甚至时常表现出对权威的冒犯和无视。这在今天以科层制为特征的中国学术圈中，几乎成了绝版，成为茫茫暗夜中最亮的荧火。第三，矢志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要设定了目标，他便像一名视死如归的战士，即使面临深渊，即使倾家荡产，也决不后退半步。如果说老汪是“骗子”，我真心希望中国有一千个、一万个这样的“骗子”。那样的中国，带给人类和世界的一定是活力和希望；那样的中国，将无惧别人地坯流氓般地卡脖子、断供。

《论语.为政》中有句名言：君子不器。意思是人非器物，认知不能只是流于表象，不能像礼器一样成为摆设，而是要博学和变通。对于普通人来说，关注眼前生活也许就足够了，所谓“小人怀土”。但君子怀德，必须是形而上，具备更高的境界，一方面要探究规律，思考“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心怀天下社稷，勇于历史担当，舍我其谁。古今中外，这样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是孤独的旅者，但也绝对是可以置于历史尺度下评判和铭记的真君子。超越小我的理想和情怀，在多数人看来一钱不值，但这个世界正是因此而开疆拓土，不断达到新的格局和高度。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中国尤其需要这样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思想者、创造者。

其实，老汪和华大走到今天，不只是面临太多的质疑、否定和不屑，甚至还有许多次生死之交。人们看到的老汪，似乎总是不知疲倦和阳光的老男孩。他在年届56岁时登上珠峰，66岁时乘坐“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下沉到万米之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科考探险，这种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影响和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但在当年研究方向被大牌专家完全否定的时候，在居无定所飘泊四方的时候，在对员工几乎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在为争取支持而到处烧香拜佛的时候，谁又能领会一个宁折不弯的湘楚汉子内心的痛楚和悲鸣？机缘把华大和老汪推到了特殊的位置，注定风雨兼程、长路漫漫，但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这个世间最美的风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欣赏到的。老汪悲苦自知，可以算是得到上苍垂怜的幸运儿。

最近与一些朋友聊创新生态，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硅谷创业，老汪和华大的命运又将如何？在那个汇集八方才俊，创新思想涌流的高地，少有大咖权威，少有无事生非，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的英雄，向着确定的目标一路前行。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堪称完整配套的体系和生态，从软件到硬件，从政府到社会，从法治环境到包容文化，似乎随时都在为一个好的团队和创意准备着。一个富有潜质的创业者不必担心技术不够完善，商业模式不够成型，公关社交能力不够到位，甚至不用在乎有没有人和钱。只要团队足够优秀，创意足够靠谱，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在成熟的商业规则下实现对接和赋能。特斯拉的返回式火箭堪称颠覆式创新，但其中涉及的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遥感科学不是特斯拉的，研发阶段的巨量投入不是特斯拉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条不是特斯拉的。托起这个魔幻的并非只是马斯克个人，而是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

比较来看，我们的差距主要不在于有没有马斯克式人才，而是创新体系的支离破碎甚至相互掣肘。我写“攀登者老汪”，也不只是为老汪个人素描，而是希望剖析千百万创业者的历程与辛酸，希望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完善有所借鉴。尤其是从科技出发走向市场，其间的断层之大超乎想象。如果仅靠科技型创业者自身的禀赋和努力，纵有三头六臂，绝大部分也终将耗尽动力，倒在创业“死亡谷”中，更枉论成为引领全球产业风骚的科技巨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硅谷扮演的是引领者角色，是底层技术的创造者、奠基人，是新格局、新世界的开拓者，而我们更多的则是被动跟随，是追踪模仿，是站在巨人影子中的卑微食客。如果越不过这道坎，中国将很难冒出颠覆式创新，创新型国家就是一句空话。

早在20多年前，我国政策理论界就已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见。当时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具体创新单元或学科如何建设发展，而是希望解决系统性、关联性问题，可以说就是改革体制。但在具体执行中被明显异化，变成在原有体制框架下如何争取到更多的政策资源。直到今天，许多体制问题已成痼疾，比如产学研脱节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和功能定位是混乱的，彼此之间不是关联协作，而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者。公私不分，上下游不分，科研与商业不分，几十年改不了，原因何在？再比如创新主体问题，理论和政策文件都认可是企业，但在创新资源配置上，企业往往成了毫无话语权的弱势者。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80%去了体制内的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这种关键要素配置的倒错与创新体系建设背道而驰。这些年来，搞研发的人多了，钱也多了，但旧瓶装新酒，“涛声依旧”，老汪和他的同行者们面临的往往不是被呵护和赋能。我在此重点围绕华大艰辛的成长过程，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有合格的投资人吗? 

很多人都清楚，硅谷的成功不只在于技术，更在于创业投资。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基金公司，极富技术和商业敏感力的国际化投资人，不仅为创业型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带来队伍、技术、产业链、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赋能。这就是创业生态，如同森林中的蘑菇，只要有了充足的养份，就可以茁壮成长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投资人往往扮演着高端要素组合者的角色，可以说直接决定着创新创业的成败。每一个成功创业者的背后，几乎总有一个如影随形的关键投资人。

我国创业投资人的整体情形如何?这些年来，我有过许多直接接触，总体上感觉比较失望。虽然其中也不乏富有远见和执著的投资人，但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投机客”。他们关注的往往不是行业趋势，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格局的改变，不是着眼于长远和战略利益，而是如何找到内幕信息，再通过各种潜规则分肥和“割韭菜”，尽快套利变现。在我所接触的创业案例中，少有创业者与投资人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对于创业理念和目标的底层逻辑差异，导致彼此之间只是单纯的财务关系，甚至在创业遇到坎坷时反而成了对头。中国创业投资规模已经很大了，但至今仍未形成理性、健康的创业投资体系和文化。

比如，许多基金都要求有明确的对赌协议，对市盈率以及退出时间等给予特别约定。但创业毕竟不同于简单的买卖，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用这种约定将风险完全交由创业一方承担，本身就意味着投资关系的不对等。华大在与资本市场对接过程中，似乎也一直不太顺利，有时甚至还有点势同水火。我相信，许多创业者都会遇到与华大类似的困扰。双方之间本来应当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但是，由于多数投资基金的运营逻辑是财务优先，而不是产业优先，所以在特定时期极易陷入矛盾和冲突，甚至直接导致创业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往往不懂市场，不懂企业管理，甚至对行业的资源和趋势也知之不多，投身创业通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情形非常普遍，也使得许多有独特科技优势的企业因此而陷入困局甚至夭折。事实上，成功的创业者从来不只是因为技术领先，而是将技术与管理、资本、市场、人才以及产业链等诸多要素协同组合的结果，是一个远比技术开发复杂得多的系统再开发、再组织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不是由科技人员完成的，而是投资人的优势和责任。

因此，如何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如何使投资人与创业者实现风险共担，如何让投资人由单纯出资人变成创业过程的赋能者，这是中国创业投资界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随着地产等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底线打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商业逻辑已经改变，急功近利甚至追求暴利的投资行为已经走到尽头。崇尚创新，呵护创新，让创新创业成为中国投资人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是投资人群体和创业者群体化蛹为蝶，共同缔造中国高科技产业辉煌篇章的唯一通途。

第二，中国的高端市场是谁的?

2010年我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曾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自主创新提供市场机会》，强调庞大的市场是我国宝贵的战略资源，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动力、拉动力。应当摒弃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进步模式，走技术创新之路，并且通过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和技术标准三个方面加以引导和利用。现在看来，许多观点仍未过时。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对技术创新来说，最大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市场需求，各种技术的成熟过程也无不是在市场应用中不断迭代完成的。

——多年来，我国在产业发展上一直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也就是把市场让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鹟，以换取对我国先进技术的转让，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领域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市场让出去了，但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他人手里，结果只能被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逐渐形成完全的对外技术依附和产业低端锁定。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就职典礼上特意穿着美国农民生产的布衣，并且明确向来宾们宣示：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美国的立法者，怎样才能增加美国人民的福利。美国1933年制定的政府采购法开宗明义，规定“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民和美国投资资本”，联邦各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国内产品，工程和服务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国际采购至少必须购买50%的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同等条件下给予国内投票商10-30%的价格优惠。正是通过政府采购，美国扶持了IBM、惠普、德州电子等一批国际IT业巨头。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公共技术采购都被作为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工具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政策所应承担的支持特殊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主要功能未能发挥。在每年多达数千亿元规模的政府采购中，轿车、电梯、计算机、通信设备、打印机、软件等大宗采购上为外国企业所垄断，国家大型工程建设中的设备采购也大都优先采购国外产品。许多采购技术指标甚至是依照国外企业的产品“量身定做”出来的。在同等条件下，中国的许多行业垄断性用户宁可选择国外的技术和产品，甚至在标书中列入对国内企业的排他性条款。中兴通讯公司董事长侯为贵深有感触地说：“为什么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击败强手的中兴通讯，在国内市场反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举步维艰呢?”

这些年来，华大基因作为一家新兴领域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一经出道，便与世界顶级的企业直接交手过招。如同一个刚刚学步的婴儿，却要与久经沙场的王者比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此老汪天天东奔西走，用他极不习惯的交流方式与各地官员们进行沟通，希望为华大争取一个稳定可靠的技术应用场景。这也是中国许多本土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市场没有给予他们丝毫缓冲容错的空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多数企业不愿意投入创新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所谓“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在残酷市场竞争的夹缝中苟活成为许多企业的生存法则。去年初，华大基因与中国一家国家级公共机构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就是因为这个机构在基因测序设备采购中设立了排他性条款，将中国唯一有能力参与竞标的华大基因排斥在外。放眼全国，有几家高科技企业没有遭遇过这种令人憋屈的待遇?

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对这种现象振振有词，理直气壮。一个明显的悖论在于，我们一边抱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一边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成就抱以冷眼。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遵从这个逻辑，那么无论什么技术和产品，都只有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所垄断。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理解在美国有了波音、麦道飞机之后，欧洲又发展了空中客车?在德国有了奔驰、大众汽车后，美国又发展了通用、福特，日本发展了丰田、马自达，韩国发展了现代、起亚? 国家间的技术进步总有先来后到，但决不意味着后来者不能通过学习后来居上。我们承认落后，唯其如此才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和协同，除非我们永远甘于落后。如果产业政策长期解决不了市场与创新的内在关系问题，那么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就成了空谈。

不仅如此，基因信息安全问题更是迫在眉睫。6月13日，美国FDA官网发布医疗器械召回通知，涉及华大智造的竞争对手——美国illumina公司的多款基因测序仪，数量达1014台。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基因检测设备留有“后门”，可以远程调取用户的检测数据。这家美国公司目前占据中国测序仪市场的70%以上，几乎所有从事基因研究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都在应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人基因组信息可以说是最敏感、最需要保护的信息资源，却被美国公司牢牢掌握在手里。科技部出台了《人类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但检测仪器依赖于人，大量数据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祼奔，何来安全可言?

如果说中国以前选无可选，即使受制于人也只能认命，那么当中国企业已经拥有了与强手匹敌的产品时，为什么还要继续被自己的市场所忽视乃至歧视?许多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无理由、无底线地限制、打压和追杀中国企业而出离愤怒，但又对自己大规模采购和应用国外产品而洋洋自得。我曾考察参观过国内许多实验室，大多清一色的进口仪器设备，科研人员还常常对此沾沾自喜，似乎以此证明自己的先进。这固然是科技实力的客观差距，但与一味跟踪模仿的研发惯性和以洋为大的传统思维也不无关系。作为个人的消费行为也许无可厚非，但作为政府公共行为就应另当别论了。因为这种行为不只是涉及到某个科研项目完成与否，更关系到创新体系构建、产业结构升级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关系到国家科技、信息和经济安全，关系到人民长远福祉。创新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局限于小我的一亩三分地，那么我们将永远与创新能力无缘。                                                                                                                                                                                                               第三，中国的创新体系谁来构建？

创新不等于科技，按照经典理论，创新是通过要素组合形成新产品、新服务，进而获得市场价值的过程。也就是说，创新本质上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是各种要素配置组合的结果。因此，我一直强调不能把书斋中的科研理解为创新，而是要强调企业主体地位，强调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完整创新生态。华大基因走到今天，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支离破碎的创新生态。老汪由此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远远超过作为科技人的极限。

一是基础研究缺失。到目前为止，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表了近4000篇学术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顶级的CNS顶级学术期刊上。另外，华大还独家主办了一份英文学术期刊《Giga Science》，影响因子已居世界前列。一家企业承担如此繁重的学术研究功能，这种情形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并非华大的核心目标，但要把基因科技的问题弄通弄透，除了自己单骑突进，又能依靠谁呢？从20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至今，华大的科研活动就是在与所谓正统科研范式相抵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那种以假说为导向的科研与华大的大目标、大数据、大工具（平台）、大合作完全不在一条道上，也无法对华大所确立的科研、医学和民生目标提供有效的支撑。一家企业必须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务做基础科研，而且做到了世界前列，与其说是主动作为，不如说是为现实所逼出来的。最近华为正在组织队伍进行数学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样是创新，但美国的马斯科要远比中国的老汪、老任们轻松和幸运得多，他的身后站着无数专注学术的科学大师，背靠的是完整的学科体系。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不少了，科研人员和学术“大咖”也灿若星海，但能够为企业提高有价值学术支持的能有几个?

二是人才队伍缺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华大其实也是一所大学，有人称之为中国基因产业的“黄埔军校”，目前从事这一领域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大都有华大人的影子。从落户深圳开始，华大的业务体系就包括与大学合作举办的“华大学院”，自掏腰包每年培养出上百名硕士和博士。按照通常逻辑，华大似乎有点太不务正业了。问题是从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根本无法适应和满足华大的大数据、跨组学、集团化研发模式。打个比方，一个是天天精耕细作的农户，耕耙播收样样在行，堪称老把式；另一个是社会化大生产，将所有作业单元都加以细分，体现着开放和协作的平台化思维。因此，华大没有什么科研大咖，没有一言堂的学阀，但有世界上最好的基因组学研发平台和宽松的创新文化。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意味着站到了这个领域的科学之巅。以至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单位从华大“挖人”，这不能不说是华大承担的额外“负担”。老汪之所以在华大被大家称为“汪老师”，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办学，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教育人、教化人。即使在华大资金链高度吃紧的时候，也没有过放弃或弱化的念头。大学应当加油啊！

三是产业链条缺失。基因产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科技界和社会大多处于“雾里看花”的状态。华大成立之初主要是从事基因测序，测序量最多时占到全球的50%，曾被称为“基因领域的富士康”。但当华大试图将业务向医学和健康端延伸的时候，遇到了许多瓶颈。比如测序仪，以前都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当他们决定不再向华大供货的时候，国内没有任何单位可以提供支持，华大即刻面临生死之交，这与今天华为面临的芯片“卡脖子”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再比如检测试剂，是不可或缺的耗材，高品质的试剂也基本上来自进口，同样曾被外国供应商百般发难。还有软件，过去也都是老外提供的，可以说只能在别人规定的巷道里进出。走投无路之际，华大只能自己武装自己，被逼上梁山，也逼成了今天的“四不像”，终被美国人认为是基因领域的“Win-Tel”——即IT领域的微软和英特尔联盟。从硬件到软件，从前端研发到后端应用，从教育到科普，几乎无所不包。华大在产业上走的比较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产业链条小而散，根本谈不上配套和系统。如果马斯克做返回式火箭也面临如此困难的局面，我想他大概率会放弃这一近似疯狂的念头。

四是创新文化缺失。创新意味着突破和超越，意味着标新立异。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师道尊严，学而优则则仕，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仕”。在我看来，中国的学界与官场并无二致，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门户主义。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任何创新都可能被视为异类。老汪这30年来的历程，几乎都是在与这种传统思维和格局较量博弈的过程。2007年之所以要率队离开中科院体系，就是因为在学术方向上被全盘否定，7个声名冠绝的大牌院士对华大团队提出的全基因组学研究方向一致投下了NO，几乎等同于下了逐客令。把学术方向的选择等同于官场的少数服从多数，这真是一个天下的玩笑。20年后的今天，华大已然成为基因组学的引领者，而被大牌专家支持的功能基因组学术方向几乎归零，国家投入巨资兴办的南方基因中心早已人去楼空，灰飞烟灭。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吗?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很多人不是在做学术选择，而是遵从人脉关系。没有了正常的学术争鸣，没有了平等的学术讨论，这还是学术吗?将官场的科层制搬到学术中，无异于抽净了学术空气。老汪离开体制来到深圳，与其说是无奈之下的逃离，不如说是被判“死刑”后的绝处逢生。幸亏华大离开了，幸亏中国还有深圳，否则哪里还有中国基因组学今天的国际地位?

几天前，我陪同老汪参加接待某地政府官员的考察活动，一直工作到凌晨1:00多才结束。一个年近70、早已功成名就的科技达人，仍然忘我的奋斗着、呐喊着，他究竟图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与老汪交流过这个话题，因为我不耻于提出来，因为我明白这是一个战士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意愿和情怀。在基因组学这个全新的领域，大多数人都还是门外汉，怀疑和否定始终如影随形，华大和老汪几乎每天都在扮演堂基柯德式的角色，其间的难处和无奈可想而知。但他们从来没有气馁过、懈怠过，而是一直以饱满的精气神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学术和创新神话。当下中国学术界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担当和道义。

创新的基础是人才和环境的综合体。如果只是把担子压在一个个孤单独行者个人头上，而不是完整体系和社会力量的加持，那么创新事业就无法形成趋势，走向必然。以深圳为例，这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从40年前的渔村脱胎换骨，演变成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靠的就是开放包容。如果说过去40年主要依靠外资外贸和引进技术赚取了第一桶金，那么今天和今后的路子还能继续这样走下去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不可能依靠加工贸易一路走下去。有没有更多引领产业方向的创新成果，有没有更多站立潮头的独角兽企业，有没有开辟全新领域或格局的世界级人才，将决定着深圳今后的走向和命运。如果有100个老汪式的探路者，深圳何惧之有?因此，与其说是深圳成就了老汪们，不如说是老汪们塑造了不一样的深圳。把这个逻辑放到整个国家，也是同理。

学术界更是如此。中国学术界历来文人相轻，偏偏老汪又是个学术另例，他的许多思维和行为与通常的学术氛围格格不入，因此在学术圈中的地位和评价不免有些令人尴尬。虽然没有人可以否定老汪的学术价值和贡献，在基因组学领域老汪就是名符其实的代表性人物，完全够得上“杰出”二字，但仍被许多人视为旁门左道，缺少正统的“皇家气派”。老汪还是一个“缺点”比优点似乎更多的人，口无遮拦，少有顾忌。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老汪?如果他也有了人们习惯的曲意奉迎，有了多数人都在走的书斋式科研，那他还是老汪吗?中国从来不缺官人模样的学者，而是缺敢于挑战各种权威和模式，愿意用生命换取国家发展和尊严的科学斗士。

科技不同于经济，比的不是规模，而是无人可及的高度。如同一座金字塔，其价值并不取决于底座的宽度，而是塔尖所能达到的高度。近年来许多地方投入巨资，兴办各类研究机构，大范围圈地建设科学城，期待用钱“砸”出高水平创新成果。我斗胆预测，其中多数将会是一地鸡毛，科技哪是这样搞起来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提出多年，但我国在众多学科领域仍然少有能够达到金字塔之巅的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我们的路子是有问题的。应当反思的不只是科技人员自身，也包括官员和企业家，我们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是不是太缺乏包容了?是不是太求全责备了?是不是太缺乏改变和超越的勇气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一个不珍惜杰出人才的社会是可悲的”，令人感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坐二望一，但在科技和创新方面还乏善可陈，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模式不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而是主要以拼资源和成本走到今天的。当美国和西方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从各方面对中国实行封堵的时候，我们靠什么走向未来、赢得未来?我期望攀登者老汪的经历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亮更多人的内心，照亮曲折的创新型国家之路。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